奥巴马：为什么要旅行？

“到不同地方去、体验当地文化、感受不同的思考方式，是极具魅力的。”——美国前总统奥巴马（Barack Obama）。

4月，世界旅游理事会（World Travel & Tourism Council）全球峰会在西班牙的塞维亚（Seville）举行。BBC旅行栏目的作者有幸参与了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问答访谈。访谈中，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谈及了许多东西。他同希尔顿酒店的CEO纳塞塔（Chris Nassetta）聊起旅行者如何在世间找寻到自我，也强调了推广文化多样性的重要。

奥巴马说，旅行能够强化联系、激发改革、建立同理心，他的观点令人信服。

您经历过最难忘的旅行是哪一次？又是因什么而难忘？
我去过很多地方，这个问题还挺难回答的。我觉得，目前来说，和孩子们一起出游是最难忘的。到不同的地方去，体验那儿的文化，感受不同的思考方式，是极具魅力的。人会在旅途中成长起来。作为家长，从孩子眼中看到这样的探索，没有比这更让我觉得奇妙的了。

所以我想说，我和女儿们一起的几次旅行，是最难忘的。这些旅途，有的壮观无比——比如我在总统任内，和她们一起去了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。那时候萨沙（Sahsa）差不多7岁，她穿着风衣，看起来就像外国间谍一样。那是一次很棒的旅行，我们从俄罗斯出发，又去了意大利。我那时候去意大利是为了参加G20峰会。我的家人去了罗马，她们后来还参观了梵蒂冈，有幸得到教皇的接见。离开意大利后，我们一起去了加纳。她们还在停机坪上跳起了舞。

那时候，她们一个10岁，一个7岁，第一次进行全球旅行。对我来说是很难忘记的。现在她们一个20岁，一个17岁了，和她们一起出去，也有新的乐趣。现在和她们一起旅行更加难得。因为一个已经搬出去住了，另一个在家的时间也不多。如果有对她们而言诱惑很大的旅行，她们就能在我身边多待一段时间——因为这样的旅行她们自己是负担不起的。

少年的旅行，有独特之处。肯尼亚第一夫人就在这里。能看见她，我觉得很荣幸。在座的有些人可能知道，我父亲是肯尼亚人。我见过他一面，但对他知之甚少。基本上来说，我在美国长大，直到25岁，才第一次踏上去肯尼亚的旅途。那时候我大学毕业，刚参加工作。我的父亲过世了，我希望能够了解他，也了解他的故乡。抱着这样的目的，我在肯尼亚住了一个月。其实我是先去的欧洲，那是我第一次去欧洲。那次旅程也让我记忆犹新，可以说是自我探索的一部分。我一个人去的欧洲，住在小旅馆里，买一点法棍面包和芝士，就这么一天天地对付过去。当然，偶尔还会来一点红酒。

有一回我坐夜班巴士，从马德里前往巴塞罗那。这次经历记忆犹新，我不太会说西班牙语，但还算能交流。车上有一个不会说英语的人，我跟他交上了朋友。我把我的面包分给了他，他则给我倒了点酒。我们到巴塞罗那的时候，天刚刚破晓。走向兰博拉大道（Ramblas）和城镇的时候，太阳才缓缓升起。之所以能记得这类旅行，是因为那时年轻，而且正在探索自己与大千世界的关系。

过去几代人才能完成的改变，现在可能只要十年。这个信息时代里，全球化的进程以及科技的进步，让世界紧密相连。我从小到大可没经历过这些。

从华盛顿到这里（西班牙）只要几个小时。我一落地，就能够通过这个小小的设备[手机]和全球各地的人们沟通。这是绝佳的机遇，但也带来了许多全新的挑战。科技、全球化以及信息爆炸给人们带来不安全感。我认为，可能当下我们遇到最多的，就是因这种不安全感而产生的纷争。人们因此对于周围的世界有一种不确定。

这种不确定中，有的十分具体：有经济上的挑战。发达国家、甚至是中等收入国家中，曾经觉得生活舒适、工作稳定、有养老金和社会福利的这部分人，如今突然间发现，如果节奏不够快，很可能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。他们还担心孩子的未来。

其中还包括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。无论是英国脱欧、美国的政治动荡，还是欧洲大陆的民粹主义再起，都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形势变化，这也有人民的因素，他们觉得生活不再稳定了，国家不再强大了。于是，他们利用各种制度规则来保卫既有的东西。所谓制度规则，有的真实存在，有的只是形而上学。

其中不乏危险的想法，比如民族主义、本土保护主义、排外主义、以及反对移民[的情绪]。我必须承认，我不是全然客观的，这是我出生和成长的环境决定的。我个人支持世界大同，反对将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分开来。由于信息、旅游、科技、全球供应链的特质，客观来说，在这个科技无国界、信息不分家的时代，如果硬要重新划分疆域，一定会失败，而且会加深民族间的矛盾、激化冲突。这是我看到的大趋势，也是我的忧虑。它不是某个国家的事情——这个趋势是全球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