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国商会提醒台湾勿陷“政治假期”背后的微妙信息

台北市美国商会发布《2019台湾白皮书》，指出选举独占台湾的社会目光，会妨碍政府正常运作而陷入“政治假期”。

专家分析，美国此建议的背后有自身利益考量，旨在加强台美关系，拉近两边贸易往来，在中美贸易战中持续拉拢台湾。

过去几周，台湾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初选议题，像是参选人的两岸立场、政治倾向、政党初选办法等，占据了所有台湾媒体版面。主流报纸更是几乎天天公布新的民调结果，而电视政论节目讨论的议题，也清一色都和选举有关。

台北市美国商会5月29日发布《2019台湾白皮书》，指出“台美关系似乎处于数十年来最佳状况”，并提醒，鉴于过往经验，接下来超过半年的时间，选举将独占整个台湾社会的关注目光，会妨碍台湾政府正常运作，并表示：“台湾是否该沉湎于这种政治假期，令人存疑。”

白皮书发布会上，美国商会也提及中美贸易战对台湾并非全然不利，因为贸易战促使部分台商考虑将中国大陆的生产基地搬回台湾，这对台湾创造就业机会、增加税收及刺激产业发展，都是正面讯息，同时也向台湾政府喊话，应该努力争取签订台美双边贸易协定（BTA）。

学者认为，美国商会这番建议，仍有美国自身利益考量。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震生向BBC中文分析，虽然美国商会是民间单位，但白皮书反映了美国政府的想法。

他指出，过去没有贸易战时，在台湾总统陈水扁执政时期，美国商会是希望台湾改善两岸关系，使台湾经济更自由开放。现在因为贸易战，美国会希望商会在台湾有更多发挥，但台湾却是过度重视选举及政治，所以希望能更重视经济政策。

严震生认为，美国商会期待台湾能因应中美贸易战，制订相关的政策或策略，而不是像现在“天天打选举，没有为这些做准备。”他进一步说明，很多政治人物在口头上说要“拼经济”，却没有实际的政策。

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朱江南也认为，美国现在正企图要台湾在中美贸易战中选边站，借由明示或暗示的拉拢手法，希望能将台湾拉进贸易战中。

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陈宗岩认为，美国商会对台湾过于关注选举做出提醒，也表达出他们的忧虑，担心未来政治情势不稳会影响投资环境，像是近期统独就是选举议题之一。他对BBC中文说：“高度不稳定的政治环境，投资风险就很高。”

不过，对于美国商会指出政府在选举期间，有可能陷入“政治假期”而停摆，陈宗岩则持反对意见。他认为台湾文官体系素质高，“大部分的公务员，不管谁当选，该进行的大小政策都会进行。”

事实上，自中美贸易战开始以来，美国与台湾在外交及军事上的关系更加密切，5月26日，台湾宣布将处理对美事务的代表机构“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”将更名为“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”，并强调这是台美关系更加紧密的最好见证。

而就在台北市美国商会发表白皮书的同一天，中国国台办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，绝不允许外国势力打“台湾牌”，损害两岸人民的利益。

发言人安峰山表示，大陆坚决反对美国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，呼吁台湾不要靠拢美国。他强调称，“搞台独，把宝押在外国势力身上是靠不住的。”

台湾陆委会则回应，会继续与美国合作，抗拒中国“非和平、非民主”的行为。

台北市美国商会会长李豪（Leo Seewald）5月29日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表示：“美国商会不属于任何政党，我们不在乎在当选，我们只希望能持续与政府合作。”

奥巴马：为什么要旅行？

“到不同地方去、体验当地文化、感受不同的思考方式，是极具魅力的。”——美国前总统奥巴马（Barack Obama）。

4月，世界旅游理事会（World Travel & Tourism Council）全球峰会在西班牙的塞维亚（Seville）举行。BBC旅行栏目的作者有幸参与了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问答访谈。访谈中，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谈及了许多东西。他同希尔顿酒店的CEO纳塞塔（Chris Nassetta）聊起旅行者如何在世间找寻到自我，也强调了推广文化多样性的重要。

奥巴马说，旅行能够强化联系、激发改革、建立同理心，他的观点令人信服。

您经历过最难忘的旅行是哪一次？又是因什么而难忘？
我去过很多地方，这个问题还挺难回答的。我觉得，目前来说，和孩子们一起出游是最难忘的。到不同的地方去，体验那儿的文化，感受不同的思考方式，是极具魅力的。人会在旅途中成长起来。作为家长，从孩子眼中看到这样的探索，没有比这更让我觉得奇妙的了。

所以我想说，我和女儿们一起的几次旅行，是最难忘的。这些旅途，有的壮观无比——比如我在总统任内，和她们一起去了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。那时候萨沙（Sahsa）差不多7岁，她穿着风衣，看起来就像外国间谍一样。那是一次很棒的旅行，我们从俄罗斯出发，又去了意大利。我那时候去意大利是为了参加G20峰会。我的家人去了罗马，她们后来还参观了梵蒂冈，有幸得到教皇的接见。离开意大利后，我们一起去了加纳。她们还在停机坪上跳起了舞。

那时候，她们一个10岁，一个7岁，第一次进行全球旅行。对我来说是很难忘记的。现在她们一个20岁，一个17岁了，和她们一起出去，也有新的乐趣。现在和她们一起旅行更加难得。因为一个已经搬出去住了，另一个在家的时间也不多。如果有对她们而言诱惑很大的旅行，她们就能在我身边多待一段时间——因为这样的旅行她们自己是负担不起的。

少年的旅行，有独特之处。肯尼亚第一夫人就在这里。能看见她，我觉得很荣幸。在座的有些人可能知道，我父亲是肯尼亚人。我见过他一面，但对他知之甚少。基本上来说，我在美国长大，直到25岁，才第一次踏上去肯尼亚的旅途。那时候我大学毕业，刚参加工作。我的父亲过世了，我希望能够了解他，也了解他的故乡。抱着这样的目的，我在肯尼亚住了一个月。其实我是先去的欧洲，那是我第一次去欧洲。那次旅程也让我记忆犹新，可以说是自我探索的一部分。我一个人去的欧洲，住在小旅馆里，买一点法棍面包和芝士，就这么一天天地对付过去。当然，偶尔还会来一点红酒。

有一回我坐夜班巴士，从马德里前往巴塞罗那。这次经历记忆犹新，我不太会说西班牙语，但还算能交流。车上有一个不会说英语的人，我跟他交上了朋友。我把我的面包分给了他，他则给我倒了点酒。我们到巴塞罗那的时候，天刚刚破晓。走向兰博拉大道（Ramblas）和城镇的时候，太阳才缓缓升起。之所以能记得这类旅行，是因为那时年轻，而且正在探索自己与大千世界的关系。

过去几代人才能完成的改变，现在可能只要十年。这个信息时代里，全球化的进程以及科技的进步，让世界紧密相连。我从小到大可没经历过这些。

从华盛顿到这里（西班牙）只要几个小时。我一落地，就能够通过这个小小的设备[手机]和全球各地的人们沟通。这是绝佳的机遇，但也带来了许多全新的挑战。科技、全球化以及信息爆炸给人们带来不安全感。我认为，可能当下我们遇到最多的，就是因这种不安全感而产生的纷争。人们因此对于周围的世界有一种不确定。

这种不确定中，有的十分具体：有经济上的挑战。发达国家、甚至是中等收入国家中，曾经觉得生活舒适、工作稳定、有养老金和社会福利的这部分人，如今突然间发现，如果节奏不够快，很可能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。他们还担心孩子的未来。

其中还包括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。无论是英国脱欧、美国的政治动荡，还是欧洲大陆的民粹主义再起，都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形势变化，这也有人民的因素，他们觉得生活不再稳定了，国家不再强大了。于是，他们利用各种制度规则来保卫既有的东西。所谓制度规则，有的真实存在，有的只是形而上学。

其中不乏危险的想法，比如民族主义、本土保护主义、排外主义、以及反对移民[的情绪]。我必须承认，我不是全然客观的，这是我出生和成长的环境决定的。我个人支持世界大同，反对将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分开来。由于信息、旅游、科技、全球供应链的特质，客观来说，在这个科技无国界、信息不分家的时代，如果硬要重新划分疆域，一定会失败，而且会加深民族间的矛盾、激化冲突。这是我看到的大趋势，也是我的忧虑。它不是某个国家的事情——这个趋势是全球的。